民营企业的汽油怎么样_民企油价调整规定

1.高明华的主要评论

2.油价暴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3.这些类型的涉案民营企业家，可以不批捕不公诉

4.姜超：目前政策调整存在压力 别老想放水真的该减税！

5.任泽平：未来货币政策空间还有多大？应该继续降准吗？

高明华的主要评论

（1）《市场化：我们走了多远》，载《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1日；　　（2）《失灵是如何造成的——在“中国法治论坛”上的讲话》，载《今日中国》，2001年第7期；　　（3）《公司为谁的利益服务》，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8月；

（4）《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两条途径》，载《证券市场周刊》，2002年51期；　　（5）《国有企业市场化进程研究》，载《人民日报》，2002年12月14日第六版；

（6）《从珠证消亡看证券公司治理的漏洞》，载《证券市场周刊》，2003年第41期；

（7）《高管薪酬排行榜凸现激励机制缺陷》，载《证券市场周刊》，2004年第19期；

（8）《集团整体上市的风险》，载《证券市场周刊》，2004年第9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10期《论点摘编》；

（9）《国资委是人大的，还是政府的》，载《经济》2005年第2期；

（10）《提升信息披露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载《证券市场周刊》，2004年第22期；　　（11）《中国全面“入市”了吗？》，载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第20期；　　（12）《无序竞争还是利益之争》，载《新京报》，2005年5月24日经济评论版；　　（13）《中航油事件启示：制度健全并不等同于制度有效》，载《新京报》，2005年6月14日经济评论版；　　（14）《制度成了橡皮图章——从顾雏军案谈起》，载《财经时报》，2005年8月8日-8月14日；　　（15）《中小企业经营环境还欠缺什么》，载《新京报》，2005年9月16月经济评论版；　　（16）《海外战略投资者带给中航油的得与失》，载《新京报》，2005年11月23日经济评论版；　　（17）《规范国企职位消费行为需要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载《新京报》，2006年1月19日经济评论版；　　（18）《职工权益保护是国企改制成功的保障》，载《新京报》，2006年1月24日经济评论版；　　（19）《重组后的中航油：让董事们切实负起责任来》，载《新京报》，2006年3月29日经济评论版；　　（20）《收购信息披露触发点提高至10%更有效用》，载《新京报》，2006年5月24日经济评论版；　　（21）《<新破产法>规定职工优先补偿权的意义》，载《新京报》，2006年8月25日经济评论版；　　（22）《从徐工并购案看企业自主创新意识的缺失》，载《新京报》，2006年10月19日经济评论版；　　（23）《遵守规则从“硬化”制度始》，载《新京报》，2006年11月4日，时事评论版；　　（2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面子”》，载《新京报》，2006年11月26日，时事评论版；　　（25）《国企红利要让全民受益》，载《新京报》，2006年12月7日，经济评论版；　　（26）《对待大学资金入市要一分为二》，载《新京报》，2006年12月16日，时事评论版；　　（27）《优先保护劳动者利益是正确选择》，载《新京报》，2006年12月28日，经济评论版；

（28）《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须体现公共性》，载《国企》，2006年第12期；

（29）《国资调整应以公众为先》，载《西部论丛》，2007年第1期；

（30）《石油企业的诡辩应该休矣》，载《西部论丛》，2007年第2期；　　（31）《政府公司的补偿机制》，载《国企》，2007年2-3期；

（32）《国企高管高薪低效在于体制没有理顺》，载《西部论丛》2007年第3期；

（3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需要明确五个问题》，载《西部论丛》2007年第4期；

（34）《关于四层次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基本设想》，载《国企》2007年第4期；

（35）《谁来“当家作主”——民营企业的股权与控制权》（“北大圆桌”），载《北大商业评论》，2007年第1期；　　（36）《红利上缴国库，国企本性回归》，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1月6日；　　（37）《增加公众福利才是真正“与国际接轨》，载《新京报》2007年1月20日时事专栏；　　（38）《中国油价仍然偏高》，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1月24日；　　（39）《国企高管高薪低效的体制内因》，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2月14日；　　（40）《地方师范院校师范生享受免费更合理》，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3月28日；　　（41）《政府应对小区物业做什么》，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4月13日；　　（42）《怎样促使企业乐于承担社会责任》，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4月25日　　（43）《应设立国有独资的国企改制重组基金》，载《新京报》2007年4月26日经济评论版；　　（44）《中国公司治理指数缺少什么》，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5月23日；　　（45）《合作创新机制最是稀缺》，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6月21日；　　（46）《谨防国有股转让新规强化垄断》，载《新京报》2007年7月11日经济评论版；　　（47）《董事会监事会何以都失效了——赵新先获刑留下的诸多问号》，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7月18日；　　（48）《三项新规对公众福利意味着什么》，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7月26日；　　（49）《勿忽视公司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载《新京报》2007年8月17日经济评论版；　　（50）《债权人也是公司治理重要参与者》，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8月29日；　　（51）《交强险闪现部门利益长长背影》，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9月26日；

（52）《国企法人治理的四个基本问题》，载《国企》2007年第5期；

（53）《如何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载《西部论丛》2007年第5期；

（54）《自然垄断企业如何治理》，载《国企》2007年第6期；

（55）《国企老总高薪低效的体制内因》，载《首都国资》2007年第7期；

（56）《重新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载《国企》2007年第7期；

（57）《“新59岁现象”反思》，载《西部论丛》2007年第8期；

（58）《从交强险看规制的缺陷》，载《西部论丛》2007年第10期；

（59）《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思考》，载《国企》2007年第10期；

（60）《社会和谐因子就在传统习俗中——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10月22日；　　（61）《国有企业大呼隆上市之忧》，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11月16日；　　（62）《最难把握股权稀释度——话说成长性企业之一》，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12月7日；　　（63）《职业经理人市场制度缺位——话说成长性企业之二》，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12月14日；　　（64）《做强做大、确保控股两者能兼得吗——话说成长性企业之三》，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12月21日；

（65）《国有企业上市应慎行》，载《西部论丛》2007年第12期；　　（66）《改善外部环境三项制度为先——话说成长性企业之四》，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4日；　　（67）《高管辞职：诱惑太大规制太软》，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2月28日；　　（68）《相对控股：完善公司治理新趋势》，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4月7日；　　（69）《独立董事竟如此尴尬》，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4月18日；　　（70）《“杭萧钢构案”警示意义有限》，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5月7日；　　（71）《赈灾捐款凸显中国公司治理的尴尬》，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6月20日；　　（72）《中国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困境》，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8月15日；　　（73）《公司治理模式趋同化潮流在加速》，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9月9日；　　（74）《北京多项解决行车难政策之优劣比较》，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10月24日。

（75）《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阶段及成就》，载《国企》，2008年第10月刊；

（76）《国企改革目标：公共性还是赢利性》，载《国企》，2008年第11月刊；

（77）《国有资产盘活与流失》，载《国企》，2008年12月刊；

（78）《国资监管体制迈出重要一步——评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成立》，载《国企》，2009年2、3月合刊；

（79）《拒绝分红是对投资者利益的剥夺》，载《董事会》，2009年第6期；

（80）《公共性：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回归》，载《中国企业报》，2009年7月3日；　　（81）《如何完善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载《中国企业报》，2009年8月7日。

（82）《国企并购改制应以职工利益为先》，载《凤凰周刊》，2009年9月第25期；　　（83）《上市垄断国企高管激励过度》，载《董事会》，2010年第1期。　　（84）《让选聘权回归董事会》，载《董事会》，2010年第2期。　　（85）《破除董事长总经理的等级观念》，载《董事会》，2010年第3期。　　（86）《高管薪酬制度将全球化》，载《董事会》，2010年第4期。　　（87）《集体诉讼制度当立则行》，载《董事会》，2010年第5期。　　（88）《让境外投资者更“安定”》，载《董事会》，2010年第6期。　　（89）《证券分析师缘何轻视治理》，载《董事会》，2010年第7期。　　（90）《民企造系：“协同”还是“掏空”》，载《董事会》，2010年第8期。　　（91）《机构为何不愿掺和A股治理》，载《董事会》，2010年第9期。　　（92）《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不合格》，载《董事会》，2010年第10期。　　（93）《双输的结局》，载《董事会》，2010年第11期。　　（94）《坏年报患上披露拖延症》，载《董事会》，2010年第12期。　　（95）《信披违规须用重典》，载《董事会》，2011年第1期。　　（96）《国新公司性质何属》，载《董事会》，2011年第2期。　　（97）《公司治理:病态的官僚化》，载《董事会》2011年第2期；　　（98）《信息披露制度演化新趋势》，载《董事会》，2011年第3期。　　（99）《银行业监管的进步与不足》，载《董事会》，2011年第4期。

（100）《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模糊艺术”》，载《董事会》2011年第4期。　　（101）《陈晓兵败治理规则》，载《董事会》，2011年第5期。　　（102）《股权激励请减速缓行》，载《董事会》，2011年第6期。　　（103）《中石油三年垄断租金近4500亿》，载《董事会》，2011年第7期。　　（104）《央企为何啃老哭穷》，载《董事会》，2011年第8期。　　（105）《上市公司财务治理仅一成合格》，载《董事会》，2011年第9期。　　（106）《国企红利是伪命题》，载《董事会》，2011年第10期。　　（107）《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正加大》，载《董事会》，2011年第11期。　　（108）《ST金顶的财务治理垫底之谜》，载《董事会》，2011年第12期。　　（109）《股票期权激励怪相频出》，载《改革内参》，2012年第2期；　　（110）《财务治理：新兴跑赢传统》，载《董事会》，2012年第2期；　　（111）《中国上市公司内控制度有效吗》，《经济视野》，2012年第4期；　　（112）《央企盈利后如何分钱》，载《人民论坛》，2012年5月（下）；　　（113）《轮值CEO制度是伪命题》，载《董事会》，2012年第6期；　　（114）《“四大”本土化实属舍本逐末》，载《董事会》，2012年第7期；　　（115）《制度偏差让独董形似神不似》，载《董事会》，2012年第8期；　　（116）《国企改革应放弃利润至上思维》，载《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24期；　　（117）《员工持股卡壳治理难题》，载《董事会》，2012年第10期；　　（118）《经理人市场欠缺下的无奈选择》，载《董事会》，2012年第11期；　　（119）《绩效不是社会责任评价的唯一标准》，载《董事会》，2013年第1期；　　（120）《集体诉讼：退市制度之痛》，载《董事会》，2013年第2期；　　（121）《防控上市公司违规需综合治理》，载《董事会》，2013年第3期；

（122）《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治理是必然趋势》，《经济参考报》，2013年10月18日；

（123）《四大缺陷致董事会治理不合格》，载《企业观察报》，2013年11月11日；

（124）《大不同类型国企的未来改革趋向分析》，载《人民论坛》，2013年11月25日；

（125）《新一轮国资国企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载《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12月4日；

（126）《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切忌一刀切》，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0日；

（127）《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关键问题》，载《企业观察报》，2014年2月24日；

（128）《混合所有制只能在竞争性领域推行》，载《中国企业报》，2014年3月8日；

（129）《七大领域放开应采取不同方式》，载《企业观察报》，2014年3月24日；

（130）《对稀缺资源垄断国企实行混合所有制》，载《国企》，2014年5月刊；

（131）《国改革的方向与阻力》，载《中国科学报》，2014年5月30日；

（132）《独立董事之“怪相”》，载《中国报道》，2014年第7期；

油价暴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你指的是今年年初这个油价暴跌吧？！

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从国家大局来说有三大利好：

首先 国际油价下跌，利好于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原油的依存度非常高，无论是工业生产、交通运营还是家庭消费等方面，每天的油料消耗量都是惊人的。据美银美林估计，油价每下降10%，中国GDP增速将提高约0.15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油价下跌，对中国经济恢复有利。

再者，因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油价出现大跌，可以带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这样可对冲一下国内目前居高不下的物价，如果国际油价下跌，势必会拉低我国原油进口和转化成本，导致成品油价格下降，进而传导至各行业消费的方方面面，大幅拉低整体经济运行成本，

最后，国际油价下跌，促进国内消费增长。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原来我们的92汽油价格曾达到过8元/升，现在价格只是五块多，相比较下降了20-30％。当然，进口油价下跌，会使很多行业的生产成本降低，相关商品价格也会下降，这样有利于刺激国民消费。

当然，国际油价下跌虽然可以拉低国内经济运行成本和消费成本，但是短期对我国能源结构改革还是存在一些弊端：一方面，国际油价大跌，很多国人都会增加汽车出行次数，除了会增加道路堵塞，而且国内成品油质量不佳，大家都增加汽车出行次数，环境会受到严重影响。

另一方面，对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的快速应用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新能源车产业链，正是因为节能减排的大力实施，新能源车保有量稳中有升，这才推进了整个产业链的快速发展，而油价下跌势必会提高人们购买燃油车的兴趣和需求。新能源车的前景不容乐观。

所以呢，综上所述，油价暴跌有好有坏，总体来说利大于弊，经济恢复正常后，油价也会慢慢上升?

这些类型的涉案民营企业家，可以不批捕不公诉

最近十几年来，自从民营企业在国家的扶持下迅速崛起后，一些新诞生的民营企业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民营企业的数量多了，那么一些涉民营企业的案件也逐渐增多。虽然这种案件增多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这种现象却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有利益的地方就少不了纠纷，只要有纠纷就会有涉民营企业的案件发生。按照以往的情况，等待这些涉案民营企业家的将会是被起诉，然后再是被批捕，就彻底失去了自由！而其背后的民营企业也会因为这些事情受到舆论波及，一个搞不好就会破产或者倒闭！

随着这些涉民营企业案件的增多，不少的民营企业家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都是被官司缠一身，无心经营自己的企业。如果这么多民营企业家都因官司而无心经营企业，那么整个民营经济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如果一直让这种现象持续下去，那么说不好整个民营经济还会因此而出现倒退的现象。如果真到了这一步，那么就真的很难再挽救了！那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人说减少涉民营企业类似的案件不就行了吗？话虽说的容易，但这却是一个不好实现的想法！

虽然这类的案件确实不少，但是也并非都是一些影响比较恶劣的大案，很多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纠纷。按照以往的审判情况，这些案件不管大小，都是要经过羁押待审，公诉，批捕等流程的！就算够不上批捕的案件，也要经过羁押待审和公诉等流程，因此多多少少给这些与案件相关的民营企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是很难避免的！

为了不让这么多涉案民企遭受到舆论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为了保护大部分民营企业都能 健康 有序的发展下去。国家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建议，那就是把那些没有对 社会 或者其他人造成严重影响的涉民企案件从轻处理，对这些案件的民营企业家采取不公诉，不批捕的措施，以此来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挽回不必要的损失！那么哪些类型的涉案民营企业符合不公诉不批捕的条件呢？

第一：经过一审发现本事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进行不起诉，坚决防止“带病起诉”。

第二：经审查发现，涉案情节比较轻微，没有造成什么重大损失和影响的，可以考虑不捕或者不起诉。坚决杜绝“入罪即诉”，“一诉了之”现象。

第三：对于本身可以归结为民事纠纷的案件，可以不用起诉。

姜超：目前政策调整存在压力 别老想放水真的该减税！

　摘要

　上周公布了2季度经济数据，紧接着21世纪等媒体报道央行窗口指导一级交易商、额外增加MLF额度买入中低等级信用债，而在周末一行两会集体发布了资管新规的配套细则，监管尺度有所放松，而市场也闻风而动，当天股市大涨债市大跌，这是不是意味着痛苦的去杠杆不做了，要重新开闸放水呢？

　客观来说，目前的政策确实存在调整压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下行。

　最直观的压力来自于经济增长。2季度GDP增速降至6.7%，重新降至16年以来本轮经济反弹的最低点，在过去10年当中仅高于金融危机时09年1季度6.4%的增速。

　从三驾马车来看，均在减速。其中代表外需的出口增速从17.6%降至12.3%，内需中的投资增速从7.6%降至5.2%，消费增速从9.8%降至9%，而且无论投资还是消费增速都是多年新低。

　从生产法来看，2季度工业明显减速，而服务业增速居然有所反弹。但是服务业的回升主要归功于三大行业，交运仓储、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业，前两者的回升还好理解，一个代表物流行业、一个代表移动上网，都有旺盛的需求。但是金融业增速的回升有点不合逻辑，因为金融业做的是钱的生意，但明显到处都缺钱啊，货币和融资增速都在大幅下降，金融业怎么可能越来越好呢？

　这其实说明目前除了部分新经济还在增长，大部分靠货币驱动的传统经济都在减速。

　 二是债务违约激增。

　今年上半年，债务违约风险明显增加。

　从债券市场来看，到目前为止债市新增13个违约主体，而17年全年只有12个违约主体，违约主体数量测算的信用债边际违约率为0.5%，远高于去年的0.29%。截止目前债市违约未兑付的本金大约800亿，占17万亿信用债存量的比重也约在0.5%。

　而且从违约企业类型来看，只有7%是地方国企，而民营企业比例高达74%，其余19%的所谓中外合资企业其实也是民营企业，民企是债务违约的重灾区。

　而从P2P行业来看，6/7两月爆雷的平台超过100家，多分布在江浙沪地区，后蔓延至北京和深圳，其中不乏累计成交额超百亿的平台。月均问题平台数量创下最近一年半以来的高峰，集中式的爆雷也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此外，由于股市持续下跌，多家上市公司股东公告质押股票存在强平或者面临强平风险。

　 去杠杆导致信用收缩。

　而所有这一切，都与去杠杆引发的信用收缩有关。

　经济增长和债务偿还都需要钱，而代表全社会融资的最重要指标是社会融资总量，今年上半年的新增社融为9.1万亿，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万亿，6月末的社融余额增速降至9.8%，创下03年有数据以来的新低。

　而社融增速还不足以代表真实的融资变化，因为政府融资以及很多其他的影子银行活动不在社融的统计当中，所有的融资都直接或间接通过银行进行，因此我们不妨看一下银行的总资产。截止今年6月份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为257万亿，同比增长仅为6.9%。

　而按照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目前全社会的平均融资成本高达7.6%，这已经远高于银行的资产增速，说明目前的融资增速已经保证不了存量债务的利息偿还，必然会带来债务违约风险以及经济下行压力。

　问题是，该怎么办呢？在我们看来，要解决信用收缩的问题，有三个可以选择的办法：

　 一是靠央行放水。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今年做的事情已经不少了。

　首先，货币政策其实已经做了调整，6月份货币政策例会表态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明显不同于以往讲的“合理稳定”，已经暗示了货币政策转向了中性偏松。

　从年初到现在，央行已经3次定向降准，累计释放2.3万亿基础货币，相比于央行35万亿的总资产，这一规模已经非常可观了。

　而针对信用市场的冻结，央行还创设了MLF抵押品机制，鼓励公开市场交易商购买低等级信用债，并可以从央行手中换取流动性。

　从效果来看，其实已经有一些了。比如在货币市场，目前7天回购利率R007已经降至2.7%，比去年末3.7%的高点下行了100bp，已经降至16年末的低位水平。而在信用市场，上周AA级企业债利率也终于开始下降。

　 放水没有未来、举债没有空间。

　但是，如果还是靠央行大水漫灌，其实是没有未来的。

　在08年之后，我们已经经历过三轮超级宽松周期，央行分别在08年、12年和15年放松了货币政策，从结果来看，确实在随后的一年都出现了经济的反弹，但是都不可持续，结果是货币越来越多，债务越来越高，地产泡沫越来越大。

　而且放水要想有效，必然是发动经济主体再度举债。但是在经过三轮举债之后，经济的总负债和GDP的比值已经达到历史顶峰的250%，其实已经没有举债空间了。

　很多人说250%的负债率也不算多，人家日本的负债率都400%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确实负债率多高是顶没有定论，但是首先不能跟日本比，因为日本是个特例，除了日本以外的负债率基本都在300%以下，比如美国也只有250%左右，和我们基本相当。另外，我们其实不应该和发达比，因为发达是高会，而中国是发展中，而BIS数据显示发展中的平均负债率只有175%，比如印度是128%，巴西是141%，以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负债率已经太高了。

　如果把中国三大经济主体分拆来看，目前负债率最高的是企业部门，其负债/GDP高达159%，处于全球最高位，未来只能去杠杆，没有举债空间。

　而居民部门负债/GDP也达到55%，虽然貌似低于美国等80%-100%的水平，但考虑到中国居民占GDP分配的比例远低于美国，用居民部门负债/居民收入衡量的中国居民负债率已经接近100%，和美国已经差不多了。

　最后看上去唯一能举债的是政府部门，目前中国政府部门直接负债/GDP的比值大约为36%，但是这只统计了国债和地方债，没有考虑到以地方融资平台、PPP、政策性银行、社保和医保资金压力等形式存在的大量隐性负债，这其实说明政府的举债空间也没有那么大。

　目前，我们的广义货币M2总量已经接近18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6万亿美元，比美国还多一倍。而在20年以前，中国的M2只有10万亿人民币，不到美国的一半，如果我们老是不停放水，别人不停紧缩，那么汇率该怎么办呢？

　 可以降准，不要降息；可以宽货币，不要宽信用。

　客观来看，我们认为这一轮央行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还是和以往有明显区别。

　以往三轮放水，央行都是降准、降息一起来。降准相当于宽货币，增加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而降息相当于宽信用，刺激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

　而这一次我们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避免信用冻结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不是再度刺激经济和地产泡沫。因此适当的定向降准是可以理解的，增加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能力。而且目前中国大型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依然高达15.5%，而历史上最低的法定准备金率只有6%，这说明存款准备金率存在巨大的下调空间。

　但是另一方面，应该尽量不要降息，因为这相当于对地产泡沫火上浇油。而且目前中国的贷款基准利率只有4.35%，处于过去几十年的最低点，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下调空间。

　因此，只要央行坚持使用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去主动降低利率，就和以往的全面放水不太一样。

　 二是靠监管放松。

　这一次的信用收缩，源头其实就在于去杠杆下的金融监管加强，影子银行全面规范。

　从12年到17年，商业银行的资产从120万亿将近翻一番到250万亿，这背后的主要其实是影子银行，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还有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力发展通道业务，帮助银行逃避表内资本监管，从而使得货币超发。

　而从17年开始，随着资管新规的起草、征求意见到正式出台，影子银行先后开始萎缩，最终导致了社融当中非标融资的全面下滑，从而拖累了社融增长。

　因此，如果金融监管放松，确实是有助于缓解信用紧缩。而在上周末(7.21-7.22)三部委发布的资管新规细则，确实在监管尺度上有所放松，因此市场的反响也特别热烈，毕竟谁都想过好日子，不想过苦日子。

　 去杠杆节奏放缓，绝非再度加杠杆。

　从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其实可以理解金融监管的适度放松，因为影子银行的发展壮大不是一日之功，因此在短期内将影子银行全部都关掉并不现实。所以资管新规给各家银行留出了两年半的缓冲期，同时在操作上给各家银行更大的自由度，比如说自己来掌握影子银行的回表节奏，老产品清不掉的可以暂时续作，新产品在期限匹配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配置非标资产。

　但是，去杠杆节奏放缓，绝对不代表再度加杠杆。因为影子银行发展失控的主因是通道业务，而在出台的细则当中通道业务依然被严令禁止，同时打破刚兑的方向也没有变化，因此影子银行也不会死灰复燃。央行明确表示老产品的规模必须控制在《指导意见》发布前存量产品的整体规模之内，所投资新资产的到期日不得晚于2020年底，其实只是减缓了影子银行的萎缩节奏，而不是重新大力发展影子银行。

　过去影子银行发展失控导致的惨痛教训还历历在目，这样的错误相信我们不会再犯了。

　 三是靠财政发力。

　其实除了靠央行放水、监管放松之外，靠财政发力也可以缓解信用紧缩。

　财政一方面通过税收从经济当中收钱，另一方面通过支出把钱花出去。因此财政拿的钱越少，花的钱越多，经济当中的钱也就越多。

　而财政花钱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而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过去三轮经济减速周期当中的做法，包括09年、12年和15年，都能观察到财政支出实际增速的明显回升，以及财政赤字率的明显扩大。

　而当前要改善信用收缩，其实也可以考虑再度增加财政赤字率，这其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毕竟财政发力的副作用应该远小于货币放水。

　而且可以改变财政花钱的方式，从加大财政支出转变为减少财政收入，也就是加大减税的力度，而且一定要实打实的减税。

　这几年政府一直在鼓励减税降费，但是从今年上半年的税收增长来看，我们的税收增速是14.4%，其中增值税同比增长16.6%，企业所得税增长12.8%，个人所得税增长20.3%，其中没有一项低于10%的GDP名义增速。

　如果税收增速和经济增长相当的话，上半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还有个人所得税就分别多交了1900亿，600亿，以及700亿，合计多交了3200亿。这说明我们居民和企业的真实税负水平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在大幅上升。如果把这部分多交的税退给实体经济，那么全年就可以减税6400亿，直接拉动0.8%的GDP增速。

　而且我们看美国的经济、股市不断上行，其实货币还在收紧，就是靠减税在激发经济的活力，这就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别老想放水，真的该减税！

　总结来说，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央行层面的政策值得肯定，货币定向宽松，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是并未直接降息刺激经济。

　而金融监管政策只是尺度调整，放缓了去杠杆节奏，让影子银行平稳关闭，从而让去杠杆更可持续，但绝非重新发展影子银行再加杠杆。

　而真正该做的绝非央行放水、放松监管，因为影子银行失控、货币超发其实是我们目前所有痛苦的根源，如果还是饮鸩止渴，可以缓解一时之痛，但换来的是无尽的痛苦。

　真正该做的应该是财政减税，而且是大力度、真心实意的减税，减税的标志至少应该是明显的税率大幅下降，或者是税收增速的大幅下降。而且减税的好处有很多，可以直接减轻居民和企业的负担、而放水举债其实是加重了实体的长期负担，减税也可以稳定经济增长，而且把钱从政府还给实体经济还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用好了真的是一石多鸟。

　希望我们能够保持货币的定力，加大减税的魄力，这样才是真正有希望的政策组合。

　 一、经济：下行持续承压

　 1 )需求依旧低迷。 7月中上旬主要37城市地产销售同比下降8.8%，降幅比6月的-19%明显收窄，但其中三四线城市销量降幅仍高。7月前两周乘联会乘用车零售、批发增速分别为-12.9%、-14.3%，显示汽车销售依旧低迷。

　 2 )工业继续减速。 7月中上旬6大集团发电耗煤同比增长11.3%，增速与6月份基本持平，但7月中旬发电耗煤增速大幅降至3%。7月前两周全国高炉开工率比6月明显下降。均显示7月工业在继续减速。

　 3 )经济下行承压。 2季度GDP增速回落至6.7%，从需求看，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速均明显下滑，从生产看，工业明显减速，而服务业的回升难以持续。2季度社融增速降至9.8%的历史新低，意味着下半年经济仍将承受持续下行的压力。

　 二、物价：通胀压力减弱

　 1 )食品价格反弹。 上周菜价反弹，猪价大涨，食品价格结束5周下跌，环比上涨0.8%。

　 2 ) 7 月 CPI 小降。 7月以来菜价、猪价先跌后涨，截止目前7月商务部食用农产品价格、农业部农产品批发价格环比分别下跌1.1%、2%，预测7月CPI食品价格环比下跌0.6%，7月CPI小降至1.8%。

　 3 ) 7 月 PPI 回落。 7月以来钢价高位震荡，煤价油价见顶回落，截止目前7月港口期货生资价格环比持平，预测7月PPI环比下跌0.1%，7月PPI同比见顶回落至4.4%。

　 4 )通胀压力减弱。 2季度虽然PPI小幅反弹，但CPI明显回落，整体物价仍在继续走低，2季度GDP平减指数降至2.8%，已经连续3个季度下降。展望未来，我们认为PPI已经见顶，后续回落幅度将加快，而CPI将继续保持低位，这意味着后续通胀压力仍将继续减弱。

　 三、流动性：货币维持宽松

　 1 )货币利率小升。 上周货币利率R007小升8bp至2.69%，R001上行14bp至2.5%。DR007上行2bp至2.65%，DR001上行15bp至2.46%。

　 2 )央行大幅投放。 上周央行操作逆回购5800亿，逆回购到期400亿，逆回购净投放5400亿，国库现金净投放700亿，上周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6100亿。

　 3 )汇率继续贬值。 上周美元指数下跌，人民币兑美元走弱，在岸、离岸人民币分别贬至6.79、6.78。

　 4 )货币维持宽松。 上周央行发布关于资管业务的《央行通知》，银保监会发布《理财新规》细则，其中打破刚兑、消除嵌套、统一监管等原则并未改变，但在标投资、压缩节奏、计价方式等方面较市场最悲观预期有所放宽。我们认为在信用收缩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货币将保持宽松格局，而金融监管尺度的放宽也有助于改善信用冻结，但不会改变去杠杆和信用收缩的大方向。

　 四、政策：加大信贷投放

　 1 )国税地税合并。 发布《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国地税由分设向合并改革有利于提高运行效率，提升纳税人便利度，降低纳税遵从成本，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促进治理现代化。

　 2 )央企重组整合。 央企重组整合仍被国资委列入下半年重点工作。国资委表示，要稳步推进装备制造、煤炭、电力、通信、化工等领域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向符合战略的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和优势企业集中。以拥有优势主业的企业为主导，打造新能源汽车、北斗产业、大型邮轮、工业互联网等协同发展平台，持续推动煤炭、钢铁、海工装备、环保等领域资源整合，加快推进免税业务、煤炭码头等专业化整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3 )加大信贷投放。 银保监会表示，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大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力度，大中型银行要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合理确定普惠型小微贷款价格，带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实际贷款利率明显下降。

　 五、海外：特朗普点评美联储，鲍威尔重申渐进加息

　 1 )特朗普点评美联储。 特朗普上周接受CNBC采访时说，他没有为美联储加息“激动”，每次经济走强联储就要再次加息。特朗普评价鲍威尔今年出任美联储主席，称他在联储委任了一个很优秀的人。但他认为联储加息可能干扰美国经济复苏，称担心加息的时机可能不好，在日欧央行都保持货币宽松时，加息可能会让美国处于“劣势”。

　 2 )鲍威尔重申渐进加息。 上周鲍威尔出席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重申当前最佳途径就是保持渐进加息，很难预料当前贸易讨论的结果，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大致均衡，FOMC意识到加息太快或太慢的风险。

　 3 )特朗普指责欧盟操纵汇率。 上周特朗普称，欧盟等一直在操纵汇率，并降低利率，而美国在加息，美元也变得越来越强。其讲话过后美元指数走低。今年二季度以来，美元指数已经大幅上涨近5%。

　 4 )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看多美国经济。 上周三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周三对经济发表了乐观看法，认为美国经济增长将大大高于过去10年的常态，现在的经济增速是3%，两个季度后可能达到4%，而且未来还将出台更多的减税措施。

任泽平：未来货币政策空间还有多大？应该继续降准吗？

　 导读

　近期随着经济初现企稳迹象但基础不牢，油价、猪价上涨，股市大涨，一二线房市回暖，实体经济融资难贵问题仍突出，市场对于是否应该继续降准争议很大。未来货币政策空间还有多大？应该继续降准吗？

　 目录

　 1 2019年货币政策：宽信用、稳增长

　1.2 2019年货币政策主基调：宽信用、稳增长

　 2 从经济增长看：经济初现企稳迹象但基础不牢

　2.1 经济年中触底，市场否极泰来

　2.2 供给侧重建有望推动投资企稳

　2.3 主动去库存渐入尾声，经济从触底走向企稳

　 3 从通胀看：猪周期启动，油价上涨

　3.1 PPI展望：经济企稳，OPEC限产，油价支撑PPI企稳回升

　3.2 CPI展望：猪周期叠加疫情

　 4 从资产价格看：股市大涨，一二线房市销售回暖

　4.1 股市：“改革牛2.0”，资本市场回暖

　4.2 房市：一二线销售回暖，三四线低迷

　 5 从企业融资环境看：企业分化明显，中小企业融资难贵问题仍突出

　 6 未来货币政策展望：政策重心从宽货币到宽信用

　6.1 一季度货币政策回顾

　6.2 未来货币政策展望

　 正文

　 1 2019年货币政策：宽信用、稳增长

　2016年下半年，经济第一次触底，央行缩短放长，开启去杠杆进程。

　2017年金融去杠杆，3次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7天OMO利率从2.25%上升到2.50%。广义货币供给M2增速不断创历史新低，从2017年1月的10.7%下降至2017年12月的8.1%。

　进入2018年，金融去杠杆逐步传导到实体经济，融资形势紧张。叠加监管趋严影响，表外融资不断收缩，社融增速由2018年1月的12.71%持续下行至12月的9.78%。

　 2018年下半年，进入量价齐跌的主动去库存阶段，经济下行和通缩压力加大，货币金融政策从偏紧转向宽松。 PPI从6月的4.7%大幅下降至12月的0.9%。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在此背景下，央行3次降准，大型银行存准率从17%下降至14.5%。中美汇率从6月的6.41贬值至12月的6.86。

　1.2 2019年货币政策主基调：宽信用、稳增长

　 2018年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金融去杠杆、房地产调控、主动去库存等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货币政策开始转向放松，政策目标旨在宽信用、稳增长。

　 近期随着经济初现企稳迹象但基础不牢，3月制造订单触底回升，1、2月M2和社融触底回升，油价、猪价上涨，1月以来股市大涨，3月以来一二线房地产销售回暖，但实体经济融资难贵问题仍突出。 主因是前期货币政策宽松、基建加大力度开始见效，民营经济座谈会讲话、两会公布减税计划、科创版注册制改革等提振民营经济信心。

　 行至二季度，市场对于是否应该继续降准争议很大。未来货币政策操作空间还有多大？应该继续降准吗？

　 2 从经济增长看：经济初现企稳迹象但基础不牢

　2.1 经济年中触底，市场否极泰来

　我们在《否极泰来——2019年宏观展望》中提出，2019年宏观形势主要判断：经济年中触底，资本市场否极泰来

　 1)上半年中国经济还将惯性下滑，随着主动去库存周期结束、产能新周期和货币财政政策效应显现，年中经济将触底，下半年企稳，全年前低后稳，经济失速风险缓解。

　经济有自身运行规律，关注世界经济、金融、库存、产能、房地产、政治等六大周期。

　 2)年初M2和社融增速触底回升，政策底(2018年3季度)、市场底(2019年1季度)、经济底(2019年中)将先后出现。

　3)货币宽松和周期轮动，债市、股市、房市、商品将先后转好。

　4)未来宏观政策既要防止对冲不及时、力度不够，也要防止力度过大、重走老路。

　5)中国“增速换挡”步入“经济L型”触底期，有三次触底，第一次是2016年初，第二次是2019年中。

　6)当前三大挑战：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2.2 供给侧重建有望推动投资企稳

　 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核心是投资，而对投资的判断，核心是地产投资(开工、竣工)、基建和制造业投资。

　2018年及以前，供给侧改革对投资的扭曲。 2018年及以前受供给侧改革影响投资出现分化：1)房地产去库存使房地产开工大幅增长。 本轮以棚改为主的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使房地产库存绝对面积下降了30%、去化周期下降了50%，广义库存去化周期(13个月)下降到了本世纪初的水平。带动房地产销售、开工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开工面积从2015年底部10亿平同比增长50%至2018年15亿平。 2)制造业去产能使中上游利润大增但投资压抑。 煤炭、钢铁等上游行业去产能、以及环保带来的产能收缩，叠加地产去库存带来的总量需求扩张，使得中上游企业迎来了历史上时间最长、幅度最大的一轮景气周期，截留了巨额盈利。但由于限制性的产能扩张政策，制造业投资仅小幅复苏。 3)金融去杠杆导致房地产开工和竣工的背离，以及基建投资的萎缩。 金融去杠杆通过大幅压缩表外融资渠道，使得最依赖表外的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紧张。导致房地产企业大幅压缩施工、拖长竣工周期。地产行业罕见的出现了持续的开工与竣工的背离，地产企业通过高周转模式把资源投入了能够带来现金流的开工与预售上。同时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滑。

　 我们预计，2019年有望看到房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三驾马车共振。2019年，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这三种对投资的制约力量，在同时发生转向。 去杠杆转为稳杠杆，去产能政策退出历史舞台，房地产由去库存转为补库存。随着供给侧改革退出，周期性的力量又将重新成为经济周期的主导。过去被抑制的基建投资、房地产施工/竣工以及制造业投资将重新转为扩张，而房地产开工在低库存的支撑下，虽然会回落但依然不错。总体上，在2019年，我们将有希望第一次看到房地产开工不差、竣工上行——地产投资高韧性，基建、制造业投资边际改善的组合，是这一轮经济复苏周期以来需求最好的阶段。 这种投资端的强劲，本质是对过去几年房地产库存不足、竣工交付不足、制造业产能不足的一种重建过程，因此，可以理解为供给侧的重建。

　2.3 主动去库存渐入尾声，经济从触底走向企稳

　 库存去化放缓，主动去库存渐入尾声。 3月原材料和产成品库存指数分别为48.4%和47.0%，较上月回升2.1和0.6个百分点，但仍低于荣枯线。产成品库存上升幅度明显低于2016-2018年，原材料库存指数上升主要源于采购量加大。

　 目前需求、价格回升，带动预期改善和采购量加大，当企业经营者确认需求回升可持续，才会继续增加生产和采购，去库存进入尾声向补库存过渡，此时经济触底并走向企稳，预计发生在2-3季度。

　 3 从通胀看：猪周期启动，油价上涨

　3.1 PPI展望：经济企稳，OPEC限产，油价支撑PPI企稳回升

　在此前的报告中(《2019年降准降息空间有多大？——PPI才是中国货币政策最重要的锚》)， 我们提出PPI是我国货币政策名义锚，是理解货币政策周期的重要视角。 PPI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四大最终目标都息息相关，这主要与我国目前的经济金融现状相关，国企影响力较大、经济依靠投资、指标不够完善等等。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管是无意的还是刻意的，货币政策的名义锚更接近PPI。

　 随着OPEC减产、美原油产量下滑、全球库存逐步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下，油价有所支撑我国PPI企稳回升。 2月OPEC继续减产24万桶/日至3068万桶/日，1月减产79.7万桶/日，OPEC联合减产执行率由86%上升至94%。受北美钻机数增长放缓的影响，美国原油产量环比下滑10万桶/日。从目前来看，OPEC国减产、北美钻石数增长放缓非OPEC产量增量下滑，库存有望再次出清，油价有所支撑国内PPI企稳回升。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球经济增速有所疲软，油价难以大幅上涨，PPI不会大幅反弹。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出现繁荣到顶迹象。

　3.2 CPI展望：猪周期叠加疫情

　 除了油价之外，还有猪价将影响2019年CPI。 我国是世界第一生猪消费国，2018年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量49.6%。而且我国猪消费基本保持自给自足，进口量占比不到3%、出口量占比不到1%。在稳定的大量的需求下，国内生猪的供给变化对猪价的影响较大。

　 2018年底，受到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能繁母猪存栏量断崖式下跌，猪价大涨。 非洲猪瘟具有传播隐蔽、传播快、致死率100%等特点，且目前没有有效疫苗，扑杀是唯一控制疫情的唯一手段，属于世界性的生猪难题。2018年8月3日，我国发现首例非洲猪瘟疫情。疫情在我国大面积蔓延，扑杀生猪超过百万头。全国生猪跨省调运量从平均每周200万头快速下降到不到1万头。2019年2 月能繁母猪存栏量2738 万头，同比下跌19.1%，生猪存栏量同比下跌16.6%。各地猪肉供给紧张，生猪价格大幅上涨。

　 虽然受疫情影响需求小幅下滑，但是疫情导致的供给大幅去化，产生巨大的供需缺口。2019年生猪将供不应求，价格进入持续上升阶段，特别是下半年的中秋国庆的季节性需求。在疫情和猪周期的推动下，将推动食品价格和整体CPI。虽然货币政策不会因为结构性的物价波动进行货币紧缩，但持续高涨的物价会对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形成压制。

　 4 从资产价格看：股市大涨，一二线房市销售回暖

　4.1 股市：“改革牛2.0”，资本市场回暖

　 2019年初启动的“改革牛2.0”，是 “改革牛1.0”的升级版，主要靠改革的实质落地及红利释放推动。

　 经过前几年试错和宏观论战，近期中国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正走在正确道路上，企业信心有所恢复，经济初现企稳迹象，投资者用脚投票股市走牛。截止4月4日，年初以来上证综指上涨31.69%，从2500点上升到3200点。 成交量也走出低迷形势，成交金额翻倍。

　4.2 房市：一二线销售回暖，三四线低迷

　受春节因素影响，2019年2月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小幅回落，同比增速-3.2%。从结构来看，成交好于去年同期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前期一二线城市纷纷下调户口门槛吸引人才政策影响，刺激了潜在需求；人口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流入；一二线房市自2016年底以来，调整充分。同时，棚改货币化的政策收紧对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影响较大。其中，CRIC数据显示，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一季度成交同比大增33%，北京高达140%。

　 5 从企业融资环境看：企业分化明显，中小企业融资难贵问题仍突出

　 企业融资环境不断改善 。在2018年下半年的宽货币和宽信用双层政策的传导下，企业融资形势在2019年迎来拐点。结合1-2月数据来看，社融显著回升，新增社融5.3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05万亿元，整体仍然延续反弹态势。并且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保持高位，企业活力较强。

　 虽然狭义流动性改善，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突出，宽信用政策仍待发力解决结构性问题。 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原本是民企一大重要的融资渠道，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影子银行快速萎缩，银行货币创造能力下降，表外融资能力下降。此外，金融机构过度依赖抵押担保、激励考核机制不完善、尽职免责落实不到位等体制因素也加剧了民企融资难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政府主要从融资工具、监管考核、政策搭配之间进行结构性宽信用。表内贷款规定“2019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力争总体实现余额同比增长30%以上”，表外融资出台信托资管新规，未来小微企业融资渠道边际改善。

　 6 未来货币政策展望：政策重心从宽货币到宽信用

　6.1 一季度货币政策回顾

　1月PPI大幅回落接近0增长，PMI持续下滑至突破50荣枯线，市场对经济预期较差。央行宣布在1月降准100个BP，同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货币政策边际放松力度较大。

　 3月以来随着PPI企稳、PMI回升，央行货币政策基调转稳。 2月PPI止住下滑趋势，稳定在0.1%。同时，3月PMI大幅反弹至50.5，预期转好。前期放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显现，社融触底反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较好。央行货币政策放松节奏减弱，2-3月在不降准的背景下，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回笼资金-6815亿元，2月基础货币投放同比增速降至2016年5月以来历史低点-4.62%。并且央行否定“4月起降准”的消息，表明央行货币政策的紧平衡。

　6.2 未来货币政策展望

　 1、未来宏观政策既要防止对冲不及时、力度不够，也要防止力度过大、重走老路。

　 2、继续适度降准，置换MLF，稳定银行负债、降低成本。

　 3、2019年货币政策重心应是从宽货币到宽信用，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定向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支持实体经济。 我们从打通信贷渠道、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以及预期渠道的角度出发提出以下建议：1)信贷渠道：货币政策总量适度放松，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加大对中小、民营和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匹配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适度恢复表外融资；缓释银行不良债权风险，提升风险偏好；创新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工具，提升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完善融资增信机制，提升银行信贷投放意愿；2)利率渠道：推动官定利率向市场利率并轨，尤其是贷款利率并轨，发挥利率渠道与信贷渠道的联动效应；3)资产价格渠道：深化注册制改革，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繁荣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满足新经济融资需求；4)资产价格渠道：支持刚需和改善型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建立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5) 预期渠道：继续保持央行与市场积极深入的沟通，强化信任，加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积极引导作用；6)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继续加大力度支持减税和基建，且减税优于基建，缓解货币政策对冲乏力。

（文章来源：泽平宏观）